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已经从世界人口大国迈入经济大国。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资源经济发展产生的系列矛盾正是新时代社会矛盾的突出表现,这些矛盾不仅体现在市场供需的结构性过剩,更是影响到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既要有往有利于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资源经济转型升级,化解资源经济发展矛盾,对于构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时代经济,至关重要。

一、我国资源经济发展现状

资源经济在推动我国进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带动了我国工业经济和城镇化建设的飞跃发展。2013年,国务院制定出台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确定了262个资源型城市。262个资源型城市资源经济总量占全国工业经济的比重达到35%,资源开采所创造的生产总值占全国经济总量的8%。资源经济以其投入低、见效快、利润高,对生产要素形成强大的吸纳效应、黏滞效应和锁定效应,成为工业经济发展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和支撑。“资源独大”让城市在快速扩张的同时开始面临生态环境破坏和产业结构失调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矛盾的冲击。

从资源经济发展的历程看,资源经济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这一时期属于资源经济兴起时期。我国资源型城市大多在这一时期兴起,其中大多数以煤炭、金属和石油开采为主。建国初期,出于国家资源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积累的考虑,政府大力推行重工业优先战略,资源型产业作为工业化发展的基础物质生产部门,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资源型城市建设也在国家生产力的布局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此背景下,不少矿产资料较为丰富的地区,依赖国家和地方政府,在短时间内集中投入了大量设备、资金和劳动力,依靠优惠、倾斜的国家支持发展政策,迅速发展资源型产业,开展城市建设。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156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中,有53个落户大庆、鞍山、抚顺、攀枝花等资源型城市,投资额占全部重点项目总投资额的近50%。这些资源型城市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也为我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上世纪末。这一时期属于资源经济快速扩张时期。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各地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对矿产资源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强,特别是钢、汽车、水泥、电解等高耗能行业投资的加速和产能扩张,使得经济快速增长需要矿产资源的大量消耗来支撑。这一时期,各地重工业高速发展,带动资源经济快速发展,以资源独大的资源型城市数量迅速增加,达到262个,涉及28个省(市、区)、126个地级行政区、62个县级市、58个县、16个市辖区(开发区、管理区),占全国建制市总数的17.8%;占据的国土面积超过391万平方公里,为全国国土面积的40.7%;覆盖城乡人口5亿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达36.8%1980-2000年,我国经济总量年均增长9.8%,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4%,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5%。固定资产投资中很大一部分与资源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第三阶段,本世纪初期至现在,属于资源经济发展的低潮时期和转型升级的起步时期。一方面,计划经济时代粗放型、掠夺式的资源开采方式导致部分资源型城市(特别是煤炭城市)的经济发展陆续出现衰退迹象;另一方面市场上低端资源产品出现供大于求,部分产品(钢铁、煤炭、水泥)供给过剩,市场经济体制的规律、法则使得多数资源型城市经济出现下滑。特别是自然生态环境的倒逼和环境保护政策的约束,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使得资源型城市不得不探讨应对之策,谋划未来发展。同时,在全国262个资源型城市中,衰退型城市达69个,占到四分之一。这些城市的人口只占全国的4%,但棚户区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失业矿工占全国采矿从业人员的十分之一,低保人口也占到全国的十分之一,需要治理的沉陷区占全国的三分之一,社会治理、环境治理迫在眉睫。即使是尚未进入资源枯竭的城市,也显露出种种弊端,资金链断裂导致的社会不安定、不安全因素滋生,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建设水平的提升和城市经济的发展。2001年,辽宁阜新市被列为我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正式开启了我国对资源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践探索;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重点解决因浪费资源、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掠夺式发展方式而导致的城乡二元结构、地域发展差距、人与自然矛盾日益突出等问题,将资源经济转型升级列入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序列;2013年,国务院制定出台了《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从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上对资源经济发展进行了全周期规划。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资源经济转型升级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解决经济社会改革深层次矛盾的重要环节。

二、当前资源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体现

从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看,资源经济发展主要存在五方面矛盾。

(一)资源生产伴生的环境破坏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相矛盾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矿产消费量日渐增加,且屡创新高,导致矿山开采强度不断加大。预计未来15年,我国的金属矿山开采深度将平均达到1000-2000m矿开采可深入到1000-1500m,沉陷区修复难度日益加重,对地表资源和水资源的破坏深度也日益加重。同时,资源开发秩序不规范,开发强度过大,导致生态环境过高透支。全国有6900余座尾矿库,25%的尾矿水可以通过排洪系统外排;45%的尾矿输送和尾矿库没有污染防范措施。在全国的地下水监控点中,水质较差级和极差级占61.5%,主要污染物为对人体有害的难溶性固体和重金属;在长江、黄河、珠江等十大流域的国控段面中,IVV类和劣V类水质占近30%。自然环境破坏引发酸雨覆盖率占国土的三分之一;4亿多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土壤污染总超标率达16.1%,耕地污染超标率达19.4%。这些污染主要集中于工矿企业场地周边。雾霾覆盖面扩大,地下水被污染,耕地被侵蚀,均与矿产粗放式开采和资源无节制生产密切相关。伴随社会文明的进步,国家的发展理念和人类生存生活的要求开始发生深刻转变,人们希望“天更蓝、树更绿、水更清、城更美”。但是,在资源能源市场需求依然旺盛下,在财富累加快速的利益驱动下,资源生产区域很难兼顾资源产业与非资源产业、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等各方利益,资源大规模粗放式开采仍将持续,伴随而生的生态破坏还将必然存在。资源生产伴生的环境污染与国家“绿色”发展理念相矛盾。

(二)资源产业自强化发展与资源市场需求协调发展相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弹性系数[①]一直处于高位,特别是2001--2012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始终高于0.5(正常水平应在0.5左右),最高达到1.5之上,可见经济增长对资源能源的依赖度极高。当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基础设施建设仍需进一步强化。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快速推进,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对矿产资源的依赖程度在一定时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转变。2016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中,钢材产量11.3亿吨,水泥产量24.1亿吨,分别比2001年增长6.1倍和2.9倍;汽车产量2811.9万辆,其中轿车产量1211.1万辆,较2001年增长11倍和15.6倍。经济的快速增长伴随着对钢材、水泥、石油等资源能源的极大地依赖,使资源经济因而仍然具有较大的拓展发展空间。

同时,资源经济粗放的增长方式、快速的社会财富积累效应和高利润率,对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形成强大的吸引力。由于资源开采和资源生产投入低、见效快、效益高,使得社会资本纷纷投入、趋之若鹜,由此导致市场低端同质同类资源产品充斥市场,形成同类产品供大于求,稀缺产品依赖进口。低端同质雷同产品的大量存在,同时对高价值新能源产品生产形成冲击,如一般煤炭产品因为出厂价格低,挤占了兰炭市场,制约了高端、清洁能源的发展,制约了资源能源的产业和产品升级。资源经济的自强化也使社会的其他生产要素成为资源优势的附属,从而制约了资源产业向非资源产业转型,制约了区域经济向多元化发展,这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协调发展的要求相矛盾。

(三)资源生产粗放式增长方式与创新驱动发展机制相矛盾

长期以来,资源开发的规模化、低成本、高利润,抑制了资源生产的技术创新活动。首先,由于资源产业的原料开采技术要求低,资产专用性较强,产品中凝结的技术性要素少,因此造成传统资源经济对技术的需求相对较弱,技术进步动力不足、创新缓慢;其次,资源产业对人才没有紧密的吸附效应,对从业人员的技术要求相对较低,使得资源经济在产业发展、产品更新换代、新产品开拓、成本优势上缺乏人才、技术和创新活动的支撑,由此导致经济发展难以摆脱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再次,快速发展的资源产业客观上抑制了非资源型产业的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人力资源开发,阻碍了创新活力以及对创新环境、创新文化和创新人才的培育,进而导致了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和创新活力的严重不足,因此“矿竭城衰”成为必然。

(四)地方经济发展“政绩”与市场经济主导机制相矛盾

资源经济的兴起和因资源而兴的资源型城市在建城时处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力量是主导,国有企业是主体,资源生产和输出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做主,企业也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社会职能。经过长期发展,资源独大的城市经济产业结构严重失调,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依赖于资源开采,没有资源开采就没有经济来源,地方财政举足无措,政府“政绩”无从体现。同时,建城初期,国家进行了大量投资,建立的大型矿山企业隶属于国家工业体系,与地方中小企业关系不紧密,使得资源型城市产业调整弹性很小,城市经济的应变性、适应性及可调控性较差,因而难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发挥其作用。特别是资源型国有大型企业实行“条条”管理,地方政府财政主要来源于地方资源型国有企业,生产要素被刻意倾向资源企业和资源经济,由此导致市场机制长期缺失,市场主体活力不足。而现在,又由于资源经济转型升级成为各级政府的政治任务,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色彩”,企业和社会各个层面习惯上还是想依靠政府投入和政策支持缓解压力,因此政府在转型升级中承担了过多的主导职能,与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格格不入、制约重重。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极大地制约了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有效发挥。

(五)国家资源安全战略要求与现代化经济体制建设相矛盾

在当前经济社会建设中,资源型城市仍然需要继续承担国家供给资源、能源的责任和压力,特别是在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国家能源安全战略要求不断提高,资源扩张刚性需求不断增强。我国矿藏资源总量及开发规模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占有量低,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58%,在全世界排第53位;且我国矿山产能增长缓慢,大型矿床少、小型矿床多,富矿少、贫矿多,易采矿少、难采矿多。作为世界经济和人口大国,资源能源保障能力和安全性十分重要。同时,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资源、能源需求非常大,能源消费结构中,一次能源70%左右依靠煤炭,发电量的80%来自火电,富煤、少油、缺气的能源条件意味着目前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采掘、钢铁、建材水泥、电力仍然是当前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既要改变以往的高耗能经济,又必须以资源、能源生产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因此,在构建现代要素体系、现代产业体系、现代经济动力体系、现代经济体制和现代政策体系过程中,必须着力推进资源经济转型升级,提升资源经济发展质量,由此才能保证国家资源安全和新时代经济发展“两不误”、“两促进”。

三、资源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主要问题

20178月,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开展资源经济转型升级统计测度与对策研究,通过问卷调查,采集了122家资源生产企业的5000余条调查数据。调查显示,当前资源经济转型升级面临三大问题。

(一)经济转型升级的客观环境不优

客观环境对资源经济转型升级的可行性起着决定性作用,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具体表现,是影响转型升级主观能动性的最直接、最显著因素,它直接影响社会、企业、民众对经济转型升级的意愿和支持力度。本次调查问卷涉及的客观环境包括八个方面,分别是投资环境、市场环境、生产要素环境、政策环境、政务服务环境、法治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经统计测算,以百分制为满分[②],资源企业对当前转型升级的客观环境整体评价满意度为72.3分,其中投资环境和市场环境的满意度较低,仅为67.2分和70.1分;法治环境满意度最高,为75.7分。八项环境的满意度评分均未达到比较满意程度80分。

1、投资环境和市场环境建设欠佳。资源经济转型升级从生产方面是实现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升级、一业独大向多元产业发展,从社会贡献方面是扩大地域内社会保障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必然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联动影响,因此需要全社会多种投融资主体共同参与。然而,现实的投资环境和市场环境不佳,影响了投资者对投资回报的期望。一是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企业投资风险加大。问卷调查显示,45.9%的企业认为宏观经济不景气导致市场需求和产品价格不稳定,影响了企业资金的回笼,影响了企业对转型升级和创新技术的投入。二是资源生产产业园区建设滞后,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78.7%的企业认为产业园区仅仅是具备了生产的条件,相应的生产辅助、生活配套设施基本不到位;园区服务收费明显偏高。三是生态环保政策的约束和人力成本的刚性上升,也同样从政策和市场两方面对企业生产经营和转型升级形成压力。

2、政策环境营造和政策落实力度不够。问卷调查显示,有41%的企业反映优惠政策的针对性和配套性不强,有35.2%的企业反映缺乏创业创新扶持政策,有34.4%的企业反映缺乏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有32.8%的企业反映缺乏融资优惠政策;反映优惠政策落实力度不够的占31.1%,反映优惠政策宣传解读不够的占22.1%,反映其他具体问题的占28.7%[③]。企业对政策环境整体满意度仅为70.4分。

3、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不够优化。优质资本的注入和高素质劳动力的投入无疑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必备条件,但融资贵、土地贵、劳动力不匹配,使资源经济转型升级失去基本依托。问卷调查显示,52.5%的企业反映企业营运成本高,41%的企业反映人才资源缺乏,33.4%的企业反映资金紧张。在融资方面,49.2%的企业反映融资渠道少,45.1%的企业反映融资利率高,36.9%的企业反映融资优惠政策享受难,36.1%的企业反映融资担保和抵押条件限制多,22.1%的企业反映融资手续烦琐,19.7%的企业反映中小企业贷款难,13.9%的企业反映民间融资不发达、欠规范。在土地征用方面,50%的企业反映土地征用成本大、征地拆迁安置费用高,42.6%的企业反映征地拆迁阻碍干扰大,28.7%的企业反映土地征用限制多,28.6%的企业反映遭受到征地中不合理要求的要挟,26.2%的企业反映征用土地不能按时到位。

4、政务服务环境建设滞后。如果说经济环境、政策环境是经济转型升级的硬约束条件,那么政务服务环境则是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当前政务服务环境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企业对社会服务平台建设不满意,主要表现在,43.4%的企业反映区域内产业配套能力薄弱,21.5%的企业反映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滞后,19.8%的企业反映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落后,12.3%的企业反映产业投资项目对接不畅。二是企业对政务服务体制不满意,主要表现在,32%的企业反映审批办事手续繁琐,21.5%的企业反映行政许可审批制度改革滞后,18.2%的企业反映基层执法人员素质低、作风差,17.4%的企业反映政府行政管理效能低下。另外,还有一成至两成的企业反映政策法规不配套和行政管理部门不能依法行政、司法不公、社会信用度低等问题。这些问题共同影响了经济转型升级的客观环境,影响了转型升级的顺利推进。

资源生产企业对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环境满意度评价表

评价内容

满意率(%

满意度评分(分)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基本满意

不太满意

很不满意

总体评价

9.8

44.3

44.3

1.6

0

72.3

1.投资环境

12.3

28.7

47.5

11.5

0

67.2

2.市场环境

13.9

33.6

45.1

7.4

0

70.1

3.政策环境

13.9

42.6

32.0

10.7

0.8

70.4

4.生态环境

16.4

38.5

36.1

7.4

1.6

71.1

5.社会环境

13.1

39.3

41.0

6.6

0

71.1

6.政务服务环境

17.2

42.6

34.4

5.8

0

73.7

7.生产要素环境

14.8

45.1

39.3

0.8

0

74.7

8.法治环境

16.4

49.2

32.0

2.4

0

75.7

注:满意率=单项回答个数/调查样本总数;满意度评分按各选项赋值(非常满意100分,比较满意80分,基本满意60分,不太满意30分,很不满意0分)加总计算。

 

(二)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力不强

由于各地资源经济发展环境、阶段不尽相同,缺乏可供参考的资源经济转型升级的成功范例,因此,产业链延伸和产品升级是目前资源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途径。途径窄、方式少,技术、商业模式、管理模式缺乏创新突破,制约了资源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力和对社会的贡献。

1、资源行业转型升级力度有限。问卷调查显示,122家资源生产企业中有59家已经开始实施转型升级。在59家已经实施转型升级的企业中,44家企业转型升级措施是采取向本行业下游产业延伸,占74.6%31家采取向本行业上游产业延伸,占52.5%26家企业在保留原行业的基础上采取跨界融合,尝试进入新行业经营,占44%;仅有6家企业主营业务从工业转向建筑业或第三产业,占一成。2016年,122家资源生产企业中,生产一种产品的企业占52.5%,生产两种产品的占31.1%,生产三种及以上产品的企业占16.4%。由此可见,半数以上企业主营业务单一,缺乏长远发展规划,对资源型行业、企业转型升级缺乏认识,缺乏实施力度。

2、资源产品转型升级力度有限。问卷调查显示,59家已经实施转型升级的企业中,56家采取的是提高原产品技术含量,占95%;有5家企业对产品的外观进行了重新设计;有16家企业增加了产品的使用功能。仅有31家企业开发了新产品,占52.5%。由此可见,企业对于资源产品转型升级的方法不多,途经较少,内涵创新集中,拓展创新不足。数据显示,2016年,122家资源生产企业新产品产值增速仅为9%,新产品产值占企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3.1%,与“十二五”时期平均水平相比不增反降。

3、转型升级的创新技术有限。问卷调查显示,59家已经实施转型升级的企业中,有54家企业是自主研发技术,边生产边研发,升级改造的力度有限;有46家是与科研院所、高校等机构联合研发,占78%;有26家企业是委托科研院所、高校等机构研发,占44%;通过购买专利和技术成果进行模仿吸收的有20家,占34%;加入行业或区域技术联盟的有19家,占32.2%。由此可见,企业自主研发因成本低为多数企业所青睐,但转型升级的成效提升慢;而外购技术和外联协同的高成本投入增加了企业生产经营负担,因此企业在推进转型升级的进程中更多的寄期望于联合开发,但缺乏途径。据对122家资源生产企业统计,2016年,企业科技人员占在岗职工人数的比重仅为2.9%,较“十二五”时期明显下降;企业年科技研发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较2015年下降一半,科研经费投入占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仅为1.6%,低于企业可持续发展R&D 2%以上的标准下线;企业户均专利授权件数增长率较“十二五”时期降低3.7个百分点。

4、商业模式创新发展有限。问卷调查显示,122家资源生产企业中,77%的企业是自我营销,17.2%的企业是委托或代理营销;与经销商合作建立联销体的占18.9%,采用连锁经营、母子公司联销的占14%;仅有16.4%的企业运用电子商务营销。由此可见,传统营销模式依然是企业的主要销售渠道,与国内外快速发展的信息化建设缺乏融合。2016年,122家资源生产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3%,产品综合产销率为89.2%,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较“十二五”时期下降13.1个百分点,产销率下降4.6个百分点。

5、管理模式创新发展有限。问卷调查显示,近年来,122家资源生产企业中,有67.2%的企业主要是以健全党团、工会组织机构和企业文化来保障企业管理,对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运营监管机构进行完善和调整的不足半数;有41%的企业建立了期权激励等员工绩效考核制度;但仅有27.1%的企业使用了企业资源计划(ERP)[④]等新技术管理软件。由此可见,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和运营机制仍然局限在传统方式上,现代化管理的体制、机制改革不够深入。2016年,122家资源生产企业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同比分别增长12.3%27.2%,非国有资本占注册资本的比重为53.7%,非国有资本占比较“十二五”时期继续下降。

(三)企业转型升级的主动性不够

企业是经济转型升级的主体和基础。尽管资源型经济转型升级的理念已经得到九成以上企业的认同,但真正实施落实的企业不到半数。问卷调查显示,122家资源生产企业中,已经开始实施转型升级的企业为48.4%,其中取得明显成效的占23.8%,尚未见效的占24.6%;超过半数的企业尚未实施转型升级,占51.6%

从行业看,矿产加工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多于矿产开采企业,调查的53家矿产加工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实施率为58.5%,而69家矿产开采企业转型升级实施率为41.3%。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转型升级多于中小微型企业,调查的37家大型企业转型升级实施率为51.3%,而56家中型和29家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实施率分别为44.6%50.7%。从注册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转型升级多于民营控股企业,调查的58家国有控股企业转型升级实施率为55.2%,而64家民营控股企业转型升级实施率为42.2%。从企业技术评定等级看,高新技术企业转型升级明显多于非高新技术企业,调查的16家各级高新技术企业转型升级的实施率为75.1%,而106家非高新技术企业转型升级的实施率为44.4%。由此可见,资源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实施尚未充分调动和发挥资源生产企业的主观能动性。

从转型升级的动力来分析,在59家已经实施了转型升级的企业中,多数企业是因为市场倒逼或政策压力而被动实施转型升级的。36.9%的企业是因为生产成本不断上升,30.3%的企业是因为环境政策压力;仅有18.9%的企业认为当前经济形势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机遇;而主动引进新技术和新投资、化解过剩产能的企业仅为两成。

从企业内部看,制约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因素是资金投入过大和缺乏转型升级的技术支持。问卷调查显示,作为整个宏观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四分之三的资源企业制定了转型升级的中长期规划和发展措施,但近半数企业反映转型升级的资金投入较大,还有35.2%的企业反映缺乏转型升级的技术力量,部分企业对转型升级的市场风险表示极大担忧。

 

注:图中问题为多项选择

 

资源生产企业对转型升级主要制约因素认同率(%

 

四、资源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举措

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作出“发展是硬道理”的指示,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此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质量、效率、公平、可持续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资源经济发展与新时代经济发展矛盾交织,转型升级是大势所趋,因此,必须加快推进资源经济转型升级,改变社会生产中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活动方式和管理模式,从而化解资源经济发展的矛盾和风险。

(一)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南,完善资源经济转型升级顶层设计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年。40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种从易到难、从增量到存量、从体制外到体制内、从分兵突进到综合协调的渐进式改革方式,辉煌成就有目共睹。当改革跨越了社会普遍受益的增量改革阶段,进入深层次的存量改革阶段,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断增大。资源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为我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增强原材料有效供给能力、保障能源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也同时带来了生态环境破坏、企业适应市场能力变差、技术进步受到制约等诸多弊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面向新发展,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实现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资源经济转型升级明确了道路。然而,资源经济转型升级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复杂性、艰巨性、政策性很强,影响因素多,协调平衡难,需要政府顶层规划、企业积极实施、社会配合支持。

一是政府需加强宏观管理和协调配合,立足于资源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进程及现状,对照转型升级发展目标,调整和完善顶层设计与总体布局,从开发秩序约束、产品价格形成、资源开发补偿、利益分配共享、接续替代产业扶持等五方面形成有效机制,综合施策、与时俱进、稳步推进。二是厘清涉及经济转型升级的对象和目标,为转型企业谋划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为升级企业协调技术力量和资金支持,依托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三是以矿产资源所在地为中心,以“资源→产品→废弃物→资源”的闭合循环流动为模式,协调土地建设生态工业园区,集中资源、利用资源聚集产业发展合力,同时集中解决资源经济和工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生产的同时同步开展生态环境的修复,统筹推进发展。四是调动和发挥企业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使企业成为资源经济转型升级的主体,使经济转型升级落到实处。

(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加快推进资源经济转型升级

伴随新常态经济的来临,我国经济发展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作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资源经济转型升级迎来了发展的机遇期。20151218,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应对经济新常态的根本出路,并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伴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序推进,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实施为资源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条件和营造了环境。

各级政府是推动资源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推手。以供给侧改革为机遇,用好用足相关政策,给予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助力资源经济转型升级,协调好各种利益和关系,是资源地区地方政府的重要责任。一是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创造条件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真正实现“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辨证统一,努力形成有利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市场机制。二是制定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引导土地、人力资源向新兴产业聚集,向其他产业分流;构建完善的投融资体系,引导民营资本投资新兴产业发展和城市基础建设,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让民营资本分担转型升级的责任。三是通过采取行政手段和征收资源税强化资源开采企业对生态修复的责任,同时给予新兴产业和新经济发展免税优惠政策,促进资源经济转型升级。四是协调处理好资源开采企业的关闭、职工的安置和转行培训、社会保障、环境治理、发展接续和替代产业等,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社会生产力,为资源生产企业转型升级铺路搭桥。五是发挥项目带动作用,通过非资源重大项目或重点项目的建设,带动资源城市就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三)以科技创新再造优势为途径,提高全要素经济发展空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要激活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这些生产要素并提高上述全要素生产力,就必须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机制和经济发展激励机制。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也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五大发展理念”更是从人类发展未来着眼,规划了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率、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方向。资源经济转型升级不是消灭资源产业,而是更高效的利用资源为人类社会发展服务,在这场转型升级中,资源产品的高端化发展是必然趋势。我国具有丰富的石油、煤炭资源,能源产业发展备受欧美发达国家觊觎,但是原料型产品多、雷同产品多、产品低端化、附加值低等现象普遍存在,导致资源经济在能源格局深刻变化的世界经济影响下,应变能力低下,发展困难重重。

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历来的观点,也是资源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出路。有资料显示,以陕西为例,能源化工工业研发经费投入每增长1%,能带动工业总产值增长1.969%;另外,劳动者收入的增长90%取决于资金的利用效率而非资金的数额,可见科技投入的显著作用。因此,必须以科技创新为宗旨,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目标,建立新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再造资源经济发展优势。一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协同创新体系,解决转型升级中没钱、没人、没技术、没对象等问题,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二是依靠科技力量推进能源技术革新、煤油气高效绿色开发、能源资源深度转化,提升传统产业生产效益和传统产品质量、产品附加值,消化废渣尾矿。三是发挥资源优势,由资源节点向资源链条发展,延伸资源产业链,推动能源化工产业高端化;改造和升级传统资源产品,以社会需求和经济发展方向为导向,打造煤炭、钢铁、有色金属深加工增长点;发展风、光、水新能源,打造新能源经济增长点,实现新能源产业替代,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四是围绕产业多元化发展模式,多触角延伸探索新经济、新业态、新产业,发展资源经济转型升级的接续产业培育,拓展全要素经济发展空间。

(四)以追求质量发展为目标,化解资源经济发展危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深化供给侧改革,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着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推进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紧跟“新常态”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出全面部署,开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在这一新征程中,资源经济转型升级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基础和关键。全国262个资源型城市中,成熟和衰退城市占资源型城市总数的近80%,这些城市若不积极推进资源经济转型升级,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则成为一句空话。

资源是我国工业化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资源经济发展及资源供需矛盾长期存在。一方面,我国资源总量不足,资源的分布与生产力布局不匹配,对外依存度不断加大;另一方面,资源生产方式落后,效益低下,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必须尽快建立化解资源经济风险、缓解和消除资源经济发展矛盾的对策体系。一是建立资源经济发展的监督体系,引导优质资源经济向高附加值产品、高质量发展,坚决关停对生态破环大、产能低的贫矿和小矿生产,制止低端产品生产。二是在经济布局中,鼓励发展利用我国优势资源的产业,避开消耗我国弱势资源的产业,使我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国际分工中具有更加有利的地位。三是大力支持新资源、新能源和高端产品生产,给予充足的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持。四是将资源经济转型升级实施效果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综合资源经济发展、GDP增长、生态环境保护三方面,强化考核力度,促进地方政府主动作为。五是建立资源储备机制和预警应急机制,根据国内资源的保障程度和资源的国际竞争力,对我国长期短缺的资源进行足量储备;对国内优势资源进行适量收储,减少出口,强化我国优势资源的掌控。只有多管齐下,立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化解我国资源经济发展的风险,才能使我国经济朝着高质量、现代化有序推进。

 

参考文献:

[1] 《我国矿产资源发展的主要趋势》,中国选矿技术网2017824.

[2]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10.

[3] 支大林、张友祥,《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主要成就与突出矛盾》,201412.

[4] 李宏伟,《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2017.

[5] 姜在君,《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风险及储备》,中国储运200706.

 

 



[]能源生产弹性系数是研究能源生产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关系的指标,能源生产弹性系数=能源生产总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是反映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比例关系的指标,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能源消费总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系数越高表明经济增长依赖资源生产和消费越强。

[]按照百分制,将“非常满意”标准值定为100分,“比较满意”值定为80分,“基本满意”值定为60分,“不太满意”值定为30分,“很不满意”值定为0分,通过加权汇总,得出企业对环境满意度的测评值。

[]问卷设计中,对大类中的小类影响因素设计为多选,每个企业最多选择3项。

[] 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是指建立在资讯技术基础上,以系统化的管理思想,企业决策层及员工提供决策运行手段的管理平台,是大型制造业所使用的资源管理系统,也是实施企业流程再造的重要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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