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微观影响因素分析

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微观影响因素分析

 

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多年来，受到城乡二元制度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制约，农民工就业质量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本文从回顾农民工发展演变历史入手，梳理总结出近十年来陕西农民工就业特征，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客观评价指数，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分析人力资本和外出状态等微观因素对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非农技能培训、政府组织行为、老家经济负担、务工地区范围是影响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显著性因素。受教育程度较高，接受过非农技能培训、由政府组织外出务工、老家经济负担较轻的农民工就业质量较高。年龄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呈“倒U形”生命周期特征。外出务工范围的扩大也会大大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关键词：陕西农民工；就业特征；就业质量；微观影响因素；主成分分析法

 

一、引言

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和社会稳定之基。我国历来重视就业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将就业列为民生建设的首要任务，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农民工作为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产物，正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中的劳动大军成长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乃至发展成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2019年陕西农民工总量达到766.7万人，其中在乡镇内就地就近就业的本地农民工235.1万人，到乡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531.6万人。长期以来，由于从事的多为低层次、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农民工普遍处于工资收入低、工作时间长、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的就业状态，农民工就业质量总体上较低。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民工更加重视就业质量，就业矛盾也正在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本文从回顾农民工发展演变历史入手，梳理总结出近十年来陕西农民工就业特征，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客观评价指数，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分析人力资本和外出状态等微观因素对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探索提升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方法和途径，对制定提升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农民工发展历史演变

我国农民工群体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普遍规律。许多国家的发展实践表明，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快速转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基本国情出发，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积极解决农民工就业和生活问题，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促进他们自身不断发展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一）政策限制：农民自由流动被限

建国初期，农民既可以在土地上耕作，也可以自由向城市流动。后来随着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五年计划”，着重发展重工业，快速推进工业化，却没有大量创造就业机会。为确保城市发展和生活，国家通过把居民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户籍制度以及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供应制度、住宅制度及教育、就业、养老保险、婚姻、生育等城乡分割的具体措施，开始限制农民进入工厂就业，向城市流动。195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国家采取了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政策，由此确立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化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保城市发展的政策下，农业发展严重滞后。到1978年，全国仍有2.5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二）第一阶段：农民变为农民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改革率先起步，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急需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在这一背景下，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乡镇企业快速发展起来，吸纳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农民工”这一称谓也随之而生，形成了“离土不离乡、就地进工厂”的农民工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据统计，1983～1988年，乡镇企业共吸纳农村劳动力6300万人。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首次出现“农民工”一词，随后这一称谓逐渐被广泛使用。

（三）第二阶段：农民工规模迅速扩大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快速推进工业化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旺盛，国家适时调整限制政策，准许农民在不改变身份、不改变城市供给制度的前提下进城务工就业，一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形成了“离土又离乡，进城进工厂”的农民工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据调查，1989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200万人迅速增加到3000万人。大量跨地区流动就业的农民工春节返乡致使“春运”紧张，每年“春运”都形成蔚为壮观的“民工潮”。

（四）第三阶段：从农民工到产业工人

进入新世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农民工的数量不断增加、素质不断提升，形成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跨省转移的农民工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截至到2003年底，已经达到11390万人，已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2％。作为一个庞大的就业群体，全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是目前建筑、纺织、采掘和一般服务业的劳动者主体，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的结构已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民工的数量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主要由城镇居民构成的产业工人。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农业户口人员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已经高达46.5％，第二产业中农业户口从业者已经占到了57.6％，建筑行业占到了80％。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近期对26个城市的2000多家企业所作的调查表明，农民工占企业员工总数的59.8％（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面对这样的形势，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已经开始逐步调整相关政策，把农民工纳入到产业工人的范畴。2003年9月召开的中国工会十四大鲜明地提出了“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和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加入工会被首次写入了这次大会的报告中。此后，全国各级工会开始吸收农民工加入工会，不仅壮大了工会的力量，也为农民的维权提供了一个新的组织载体。2003年10月，农业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委制定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该规划着眼于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和就业能力，提高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就业的能力，所需经费由政府负担。2004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即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提法在中央文件中出现尚属首次。这些都将有力地推动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化。

（五）新阶段：从农民工到市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工发展进入新阶段。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到2017年底，全国共有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5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实现了转移就业。农民工收入大幅增长提升了农民工及其家庭的消费水平，尤其是“打工一人、脱贫一户”，为新一轮扶贫攻坚发挥了精准脱贫的作用，“创业一人、脱贫一拨”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生力量。当前，全国农民工高达2.9亿人，其中，80、90后甚至0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多，他们有着迫切的愿望变化城市居民的一部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演化，彻底解决中国二元经济社会的矛盾，其重要的举措就是要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解决“伪城市化”的问题，真正推动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实现伟大“中国梦”。

三、陕西农民工就业特征演变

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陕西农村劳动力大批向非农领域转移就业始于1978年。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工业化、城镇化建设不断加速，陕西农民工规模不断壮大，就业特点日益鲜明。陕西调查总队从2009年正式开展农民工监测调查，调查的内容涉及农民工数量、流向、结构、就业、收支、生活、社会保障及创业等情况，通过对2009-2019年陕西农民工监测调查就业资料分析整理，可以看到近年来陕西农民工就业人数不断增长，高龄化趋势明显，受教育程度逐步提升，从事第三产业比重大幅度提高，逐步向省内梯度回流，收入大幅提高，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

（一）农民工总量不断增加

2009-2019年，陕西农民工总量基本呈现不断增加趋势，由2009年的595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766.7万人，共增加了171.7万人，年均增幅达到2.6%，高于同期全国增速0.2个百分点。这一方面是由于伴随着农业规模化、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可以持续转移出一定数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是受到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建设的影响，提供了更多城市就业岗位，拉动农民工总量增长。同时也应看到，陕西农民工增速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增速在2011年达到峰值，随后逐年递减，在2015年达到谷值后反弹，2016年以后又逐年减少。说明陕西农民工受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化、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结构调整持续深化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较大，农民工总量的增速正在逐渐放缓。

图1  2009-2019陕西农民工总量及增速变化趋势

（二）农民工逐渐呈现高龄化趋势

近年来，陕西农民工年龄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从图2看出，40岁以下的农民工比例在不断减少，50岁以上的农民工比例在不断扩大。16-40岁的农民工占比在2009年比为72.6%，之后逐年递减，到2019年减少为55.5%，十年间该比重减少了17.1个百分点；41-50岁的农民工占比在2009年为19.6%，在2019年增加到22.1%，共增加2.5个百分点；51-60岁、61岁及以上的农民工占比也分别从2009年的6.4%、1.4%逐渐上升到2019年的17.7%、4.7%，分别增加了11.3和3.3个百分点。从整体上看，近年来陕西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不断提高，陕西农民工呈现出高龄化趋势。这一方面是受到了陕西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据《陕西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2019年陕西0-14岁、15-64岁、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从17.05%、73.84%、9.11%变为14.65%、73.51%、11.84%，陕西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另一方面低龄农民工的大幅度下降也是受到了新生代农民工在教育、择业等方面观念变化的影响。现阶段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越来越重视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在参与工作前选择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就业的时间延后。在择业时，新生代农村劳动力较老一代有着更强烈个人意愿，也导致择业周期较长，就业年龄提高。

图2  2009-2019陕西农民工年龄占比变化

（三）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逐渐提升

2009-2019年陕西农民工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以初中为主，但受教育程度近年来呈逐年提升趋势。2009-2019年初中文化程度农民工占比从63.2%下降到56%，但仍占半数以上；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从2009年3.6%提高到2019年的13.8%，提高了10.2个百分点，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拥有高学历高职称的农民工更受用人单位的青睐，也是农民工自主创业的主力军，所承担的工作再也不仅仅是前些年的简单体力劳动，而是由一定技术含量的产业劳动者。

（四）农民工从事第三产业比重大幅度提高

伴随着我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大幅提高，该比重从2010年的49.3%稳步提高到2019年的60.6%，增加11.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吸纳农民工就业最多的产业。第二产业作为曾经农民工就业的主战场，从业农民工比重已经从2010年的50.6%逐步下降到2019年的39.2%，下降了11.4个百分点。十年间，陕西农民工在第二、三产业中的就业分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互联网快速发展不断催生出新的现代服务业新业态，吸引着大量农民工从制造业、建筑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转向从事快递、家政服务、农村电商的第三产业。

图3   2009-2019陕西农民工分产业占比变化

（五）农民工开始梯度性向省内回流

     随着近年来东部经济增长放缓、中西部发展潜力逐步释放、产业梯度转移带动等影响，全国农民工流向中西部的比例快速提升，呈现出从“东南飞”向“西南飞”转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陕西农民工也呈现出向省内梯度回流的特点。省内农民工比例从2011年的75.2%徘徊上升至2015年的76.9%，在2011-2015年基本徘徊在75%-76%左右；从2016年起，省内农民工比例跃至78.8%，随后几年波动上升至2019年79%，在2016-2019年维持在78%-79%之间。近年来，陕西经济突飞猛进，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后，脱贫攻坚工作稳步推进，乡村特色农产业、旅游业兴起，一批曾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工，经过城市打工的历练和积累，带着技术、资金、渠道，怀着乡村情感返乡创业，为县域经济注入生机和活力，尤其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吸纳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推进精准脱贫的作用。一部分农民工也更愿意选择就近务工，不仅能增加收入也能照顾家庭，有效缓解了“三留守”（老人、妇女、儿童）问题。

图4  2009-2019陕西农民工地区流向变化

（六）农民工收入水平大幅提高

     2019年陕西农民工月均收入3924元，相比2009年翻了三番，平均增速11.4%，高于全国平均增速0.6个百分点。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企业、社会用工需求巨大，农民工收入快速增长，“十二五”期间基本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三五”期间增速下降，但仍保持高增长。

图5  2009-2019陕西农民工月收入水平

四、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提高就业质量，优化劳动力配置效率，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提升劳动者幸福感的主观需要。长期以来，受二元制度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制约，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与城镇户籍劳动力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陕西农民工对生活水平和职业期望不断提升，更加重视就业质量，就业矛盾正在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在此，本文以陕西外出农民工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外出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微观影响因素出发，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出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评价体系各指标及权重，从而构建外出农民工就业质量客观评价指数。在此基础上，从人力资本和外出状态两个方面分析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为提升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提供理论借鉴和数据参考。

（一）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微观数据，样本信息中包含了外出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外出状况、就业状况、收入状况、社会保障等信息。考虑到农民工统计口径及指标的一致性等问题，选取了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且在年度内外出至户籍所在乡镇以外地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有效样本1803人。

（二）构建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

本文结合了国内外众多文献在构建就业质量评价体系时的做法，并充分考虑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从工资报酬、工作强度、工作稳定性、劳动保障等方面选取了月工资水平、月工作天数、日工作小时数、签订劳动合同情况、从事现职时间、年内更换工作次数、缴纳养老、工伤、医疗、失业、生育险、住房公积金情况共12个指标变量来构建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就业质量指标的定义及统计性描述

 

由于选取的评价指标较多，且各指标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此，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确定各指标在就业质量指数构建中的权重大小。考虑到12个评价指标中，月工作天数、日工作小时数、更换工作次数与就业质量负相关，因此在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先对其进行正向化处理，把指标原始值的相反数作为相应的反向指标。同时，考虑到各指标间数据量纲不同、原始指标值不可统一度量的特点，对每个指标进行Z-score标准化处理：

表示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的就业质量单个客观评价指标，i表示外出农民工个体数，j表示农民工就业质量12个分项指标。、分别表示第j个指标的均值和标准差。

利用SPSS24.0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首先，对所选取的12个指标样本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看到KMO检验值为，Bartlett球形度检验中的显著性P值为，说明选取的指标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其次，对12个指标的样本数据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提取出3个主成分，累积方差贡献率达61.404%，且这3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分别为5.054、1.249、1.006，均大于1。总方差分解表及因子载荷矩阵分别见表3和表4。

表3 总方差分解表

表4 因子载荷矩阵

由3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和因子载荷矩阵可以计算得到3个主成分表达式为：

以每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取主成分总的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得到衡量陕西外出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主成分综合模型：

式中，、、、、、 、、、、、分别表示对应指标的标准化值。

（三）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特点分析

根据上文构建出的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评价指数，可以计算得出每个样本的就业质量评价指数，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后，发现农民工就业质量整体偏低，并且具有两极分化的特点。

图6  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直方图

从描述性统计看，样本中就业指数的均值为0，标准差为1.56，众数为-0.85，最大值为5.05，最小值为-2.54，偏度为1.887，峰度为2.341。说明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分布整体成正偏斜分布，且与正态分布相比较更加陡峭，具有厚尾特点。从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直方图中可以更加直观看出，就业质量指数主要集中在区间内，低于均值，说明大多数外出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较差。而在区间内聚集着一定量样本，说明少数农民工的就业质量非常高。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存在着一定的两极分化现象。

（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微观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主要从人力资本和外出情况两个方面考察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人力资本包括外出农民工的年龄、受教育程度、非农技能培训情况3个变量；外出情况包括外出农民工的务工地区、政府组织行为、老家经济负担3个变量。具体情况见表5。

表5  影响因素的定义及统计性描述

以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为因变量、以6个影响因素指标为自变量建立线性模型，采用OLS方法计算估计。模型的值为0.164，调整后的为0.161，D-W检验值为1.650，表明该模型没有自相关问题。模型的F统计量为50.287，其显著性P值为，说明模型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模型整体有效。各影响因素指标估计及检验结果见表6。

表6  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OLS回归结果

从各因素指标的OLS回归结果看，年龄、受教育程度、非农技能培训、政府组织行为、老家经济负担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务工地区的估计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受教育程度、非农技能培训、务工地区、政府组织行为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产生正向影响：通过政府组织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比其他方式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平均高3.33分，政府组织行为是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非常重要的因素；接受过非农技能培训的农民工要比没有接受过非农技能培训的就业质量高0.516分；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层次，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指数就会提高0.394分；务工地区每扩大一个范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指数就提高0.1分。老家的经济负担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有负向的影响，每寄带回老家多1%的收入，农民工在外务工的就业质量就会下降0.331分。由此可见，有序的政府组织外出、开展非农技能培训、大力推进学历教育、扩大农民工的流动范围、减轻外出农民工老家经济负担都会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高。

年龄对于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的影响较为复杂，总体上呈现出“倒U形”的特点，即随着年龄的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先上升然后下降。这主要受外出农民工的工作类型和工作性质所决定，农民工多从事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高强度体力劳动，找工作以获取较高工资收入为目标，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技能水平和熟练程度不断提升，工资收入增长较快。在达到一定年龄后，随着劳动能力的弱化，农民工面临着收入下降、就业困难以及养老、医疗等多种问题，就业质量开始下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利用2009-2019年陕西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归纳总结出最近十年来陕西农民工就业特征：人数不断增长，增速正在逐渐放缓，农民工高龄化趋势明显，受教育程度逐步提升，从事第三产业比重大幅度提高，逐步向省内梯度回流，收入大幅提高。

在此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客观评价指数，并考察分析了人力资本和外出状态这些微观因素对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非农技能培训、政府组织行为、老家经济负担、务工地区范围是影响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显著性因素。从人力资本方面看：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越高；加强非农技能培训也能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年龄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呈“倒U形”影响，在一定年龄后，年龄对于农民工有着负面影响。从外出状态看：老家经济负担越轻，农民工就业质量越高；通过政府组织外出的农民工就业质量更高；外出务工范围的扩大也会大大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二）政策建议

从本文的研究结论出发，为了有效促进陕西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水平。文化程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应加大农村教育投资，逐步实施十二年义务教育，通过法律保障高中阶段的教育，提高农村适龄受教育群体的学历层次和文化素质，进一步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

2.不断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由于年龄与农民工就业质量之间存在着“倒U形”生命周期特征，应不断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引导农民工树立终身学习理念，鼓励农民工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积极适应信息技术进步和产业转换升级对农民工提出的新要求。积极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将农民工纳入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针对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工提供创业能力、市场经营知识方面的培训，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疏导、交往礼仪及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和创业就业能力。

3.拓宽农民工就业创业渠道。充分运用电视、网络等新媒介平台，为农民工提供快捷、全面的就业信息；持续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打通劳务对接通道，促进外出、就近就业；积极鼓励有条件农民工自主创业，在资金、技术、政策方面予以扶持；加速推进“云用工”等新型用工模式，搭建人才“云服务”智能平台，形成“云招聘”“云求职”的新闭环，为多种形式创业和灵活就业创造更多机会和空间。

4.提高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加强和改善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打破二元制壁垒，减少就业歧视现象；强化输入地政府属地管理责任，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将农民工纳入当地公共服务体系，是外来就业农民工享受与城镇户籍人口相同的就业服务、教育机会、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确保实现农民工稳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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